晋商和徽商靠什么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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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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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商帮一说，始于明代。最出名的有两个，一是晋商，一是徽商。那么，他们是靠什么起家的呢？D A是一个字：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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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管仲以来，历代Z F都视盐业为经济命脉，其专营所得往往占到年度财政收入的一半，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开国之后，为了防范蒙古人卷土重来，重修万里长城，常年驻扎八十万雄兵和三十万匹战马。要维持这等庞大的军备，Z Y财政不堪重负。1370年（洪武三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朝廷上书，建议实行“开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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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中制”脱胎于宋代的“钞引制”，其改革之处是，商人要获得“盐引”，必须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其实质是以盐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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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制度的实行，让山西商人迅速崛起。山西地处北疆，有极临边镇的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以运城为中心的河东盐场自古是产盐重地。“开中制”推行后，山西商人收粮贩盐，横行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是为晋商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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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的商帮有三个特征，一是来自同一地理区域，二是在某一领域形成相对垄断的势力，三是信奉同一、独特的经商信条。在明代之前，并没有典型意义上的商帮出现，而因“开中制”而发达的山西商人则呈现出上述三个特征：首先，他们主要来自晋北和晋南地区；其次，他们因盐引政策的特殊性而形成垄断势力；第三，晋商在文化上形成了一种认同性，他们奉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山西运城人关羽为神，讲求“义、信、利”，以仁义和诚信为经商之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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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独享盐业之利长达120年之久，成为明代中叶之前实力最强的商人集团，到了142年（弘治五年），他们终于遭遇到一支新兴的南方商人集团的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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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淮安籍的户部尚书叶淇实行盐政变法，他提出新的“折色制”，从而一改“开中制”所形成的利益格局。按照新的制度，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以换取盐引，而是可以直接到内地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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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行“折色制”后，盐商不再需要向北方运粮，晋商的地理优势便全然丧失。在叶淇和“折色制”的背后，站着一群虎视眈眈的南方商人，他们主要来自徽州地区。徽州又称新安，地处现今安徽省的南部，这里地狭田少，民众自古就有离乡背井的经商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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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色制”推行之后，天下盐商便自动分成了“边商”和“内商”两类，后者渐渐控制了主动权。从此，太原、大同黯然失色，邻近两淮盐场的一些市镇起而代之，比如淮安。而地理条件更为卓越的扬州更是一飞升天，成为新的交易中心和名符其实的盐商之都，大批晋商不得不举家南迁，落户于扬州。与此同时，徽商则轰然崛起，从此与晋商并肩，雄飞于中国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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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徽争雄势必造成惨烈的博弈，为了划分彼此的利益，并防止新的竞争者进入，Z F又“适时”地推出了“纲盐政策”，即把盐商分为十个纲，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并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册上无名没有“窝本”者，不得从事盐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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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色”加上“纲盐”，就构成了官商一体的、结合了特许与准入特征的承包经营制度，这是明人一大发明，它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迄今仍在中国被广泛采用。在企业史的意义上，承包制是一种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它是国营经济体制的一个衍生型制度，它力图在不改变国家控制重要资源的前提下，激发民间的生产积极性。从实施的效果看，它确乎部分地达到了这一初衷，而最终，它彻底败坏了市场的公平性和法治化，并为官商经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无穷的寻租空间，这一制度的刚性化实际上成为阻碍一国经济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最后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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